小时候，过年是我最灿烂的梦。那时候，我巴不得天天过年，因为过年有漂亮的新衣裳穿，有美味的糖果吃，当然，还可以得到父母给的崭新崭新没有折痕的压岁钱。

过了腊八，年味儿初显。母亲就用平时积攒下来的布票，给我们兄妹俩扯了当时最流行涤棉布料，让裁缝师傅量身定做，每人一套。父亲则蹬着自行车到集市买来瓜子、花生、糖果、大枣、核桃，还有让人垂涎欲滴的大红橘子。

过了小年，年味儿渐浓。母亲就开始忙着用黏米面、红豇豆做出香喷喷的豆包，将和有鸡蛋、红糖的面团搓成条儿拧成麻花，炸得外焦里嫩，香气四溢。父亲则打扫房间、煤房，通火墙、修炉膛，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记忆中，父母好像很少添置新衣，我和哥哥却在除夕夜穿戴一新，捧着母亲亲手制作的各样小吃，直吃得小脸上红扑扑、沾满了渣渣儿。然后，拉着正在忙碌的父亲一起去放鞭炮，或是围着正在做吃食的母亲捣乱。

那一年我12岁，腊月二十三刚过，母亲就忙张罗着炸麻花，楼下的胖婶也闻讯赶来帮忙。我也兴奋不已，跟着瞎掺和。呵呵，如今回忆起来，那该是我有生以来学会的第一个厨艺咯。

还记得，在母亲的指挥下，我负责磕鸡蛋、调红糖水，就是把鸡蛋皮磕开，把蛋清、蛋黄一并倒进小铁盆里，然后将红糖倒进事先准备好的水瓢里，用开水化开。胖婶负责搓麻花，母亲负责揉面、炸麻花，哥哥负责烧火，当然，父亲也不能闲着，打杂喽。分好工以后，各司其职。母亲将我磕好的鸡蛋打成糊状和前一天就发酵好的酵母一并倒进面盆，然后用我调好的红糖水揉进筛过的面粉，揉匀。几分钟后，揉好的面团呈现出诱人的蛋黄色，就可以开始搓麻花了。看着胖婶熟练地将面团搓成条、拧成麻花，我也要学。开始很难学的，搓了几根后就明白了。把揉好的面团切成大小一样的剂子，先上下的拧劲，让它变长，然后拎起两头，面就自己扭起来了。再把扭在一起的面，继续的上下拧劲，让它再长些，劲再大些，然后折成均匀的三份，拿起来自己就扭在一起了，就是成型的麻花了。

母亲说，拧好的麻花还不能炸，因为是要发酵的，等发酵好了以后，麻花变得白白胖胖的，就可以开炸了。当炸得黄灿灿、外焦里嫩的大麻花出锅时，那带着父母美好祝福的香味儿溢满了整个屋子，也装满了我和哥哥年少的梦。

就这样，在父母年年岁岁美好的祝福和殷切期盼中，嗅着浓浓的年味儿，我们一天天长大成人。

过年，中国人讲究的是一种“年味儿”。谁知人长大了，年味儿却淡了。淡在亲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交流越来越少了；淡在如今的高科技把原来的那种“年味”都替代了，发个短信，打个电话就算拜年了；淡在对网络游戏的痴迷替代了和小伙伴在家门口放鞭炮、放烟花的乐趣；淡在“压岁钱”的接收与送出，经过一番利益亲疏的公式演算，变成了某种手段和工具，使得孩子们小小的心灵里，已经懂得红包背后的人世沧桑，又哪里会有“年味”的温馨？人长大了，忙孩子、忙工作，忙家庭、忙事业，压力重重，对过年更是少了那份热情和激情。即便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亲朋好友，没说上三两句话，恐怕也是急急忙忙地上了牌桌，与平时比起来，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下麻将扑克的玩伴而已。

“如今的过年越来越不像过年了！”每到过年前后，总可以听到这样的感叹。现在过年的确没有小时候热闹，也没有小时候有意思。大都市的男女就不用说了，很多人平时连对门邻居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哪里谈得上串门拜年！小区里更是冷冷清清，压根想不起一个合适的拜访对象。

人生易老天难老，匆匆逝去的光阴带走了我童年的欢乐，父母从年轻健壮到步入花甲之年，而我已不知多少个春节没有和父母一起过了。总是怀念，那挂在屋檐下的腊肠和冻肉；总是怀念，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第一个跑出来放鞭炮；总是怀念，为了吃到饺子里包的钢镚，每次我和哥哥都吃到撑破肚皮。

又到春节，多想再回到父母健在的日子，和父母一起过大年，亲手烧上几道新年菜，热热闹闹吃一顿团圆饭，陪着父母一起看春晚，串串邻居，走走亲戚，看看儿时的伙伴，将记忆深处那一团暖暖的记忆重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