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里的家国情怀

我的家乡在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交道镇北社村，在村西南有座陵园，园内有座纪念碑，那就是埋葬李育才烈士忠骨之地。我们两家同处一条巷道，炊烟相望不过百米，爷爷与他是同辈之人，儿时常听爷爷讲述李育才烈士和他的家书故事，那些穿越战火硝烟而来的故事与家书，如同一颗颗红色的种子，深植于我童年的心田，成为我最初且深刻的红色启蒙。

卢沟桥事变发生那年，李育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投身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他在信中写道：眼下局势紊乱，此次抗战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大家都肩负着民族解放的重任。那时日军已打到灵石，又退至娘子关外，他写“不少同学无家可归”时，笔墨里浸着泪水；写“淼源受伤”时，笔尖顿时生疼。最让我心惊的是那句“日军妄图灭我种族，儿绝不屈服”，当一个青年在信里写下“绝不屈服”，他不是在告别父母，那是在替整个民族立下誓言。他说“在外漂泊锻炼了筋骨”，年少的我只当是寻常家话，直到后来才懂得：那“筋骨”是用战火淬炼起来的担当。当他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写在同一张信纸上，那些横撇竖捺之间站着的是整个民族的脊梁。

在随后的战争中，李育才历任班长、连长、副营长等职务，转战于襄陵、汾阳、交城、太原等地。1941年12月被日军俘虏，送往东北做劳工，受尽折磨也没有变节，后多次越狱成功脱困，回到了部队。他在信中写道：那时给敌人做工，今天又继续为中华民族、为革命服务了。那时生活不自由，经常受气，现在呢？已完全进了自由幸福快乐的场所，回到了我所热爱的岗位。两种生活态度对比写出了家国情怀，写出了革命乐观主义。随后，笔锋一转，又柔成绕指的牵挂：儿很想念你们，想念家中及故乡之一切，但是民族革命尚未成功，敌人还占着我们许多土地，需要把他们赶出去，求得全国人民之自由，国家之独立。因此，还得继续努力，以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任务。抗战胜利后，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他带领一个营遭敌三个团围堵壮烈牺牲，最终与父母没再见上一面。

每每听到这些文字，我总会看到两个李育才：一个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钢枪挑破夜色；一个在油灯下展纸提笔，笔尖落满对父母的愧疚。他写“民族革命尚未成功，需赶敌人出国土”时，分明是把“小家”的思念叠进了“大家”的蓝图里。这种“舍”与“不舍”的挣扎，恰是最动人的赤子心，他不是没有软肋，只是把对家国的大爱，当作了最坚硬的铠甲。那些关于“汽车、火车”的憧憬，不是一个普通爱国青年的乡愁，而是一个战士对国家未来的描摹，他把个人的归期，镌刻成了整个民族的春天画卷。

如今，我已过知天命之年，每每回村路过陵园，总觉得那些家书从未泛黄，故事还似在昨天。李育才家书里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最朴素的情感写出了中国人的家国信仰：是“国破时挺身而出”的勇，是“囚笼中不改其志”的韧，更是“愿以寸心换山河”的痴。正是无数这样的信笺，在战火里织成了民族的精神经纬。它让我明白，所谓家国情怀，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有人把“我”活成了“我们”，把“小家”的灯火，种进了“大家”的星河。（山阳煤矿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