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火照初心 信仰铸脊梁

延安的风，总带着穿越时空的温度。从十三岁初中时的懵懂探访，到二十七岁职场奔波的沉稳回望，我曾两度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相隔十四年的时光里，展柜中的文物在恒温下沉默伫立，我心中对“民族脊梁”的领悟，在岁月的洗礼下愈发深刻，宛如那盏陈列于馆中的马灯，虽微光闪烁，却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恒久地映照着那份不变的信仰之光。

第一次推开纪念馆的大门，是个秋高气爽的假期。爸妈牵着我的手走进展馆，十三岁的我对“革命”“烽火”的认知还停留在课本插图里。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落在展柜里那盏锈迹斑驳的马灯上，灯芯早已燃尽，玻璃罩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爸爸指着马灯说：“这是当年战士们在夜里用的灯，照亮过很多人前行的路。”我却只盯着灯座上的花纹，偷偷跟妈妈嘀咕：“没有家里的台灯亮堂好看。”

第二次走进纪念馆，是十四年后的深冬。再次站在熟悉的展柜前，目光掠过那盏马灯时，心跳忽然漏了一拍。这一次，我看懂了灯座边缘被磨得光滑的弧度，那是无数次被冻得通红的手掌握紧的温度；看懂了灯罩内壁的烟渍，那是山野寒风中摇曳不灭的灯火印记。突然想起办公室的台灯，也曾陪我熬过一个个夜晚，忽然明白，八十年前的马灯与今日的台灯，照亮的原来是同一种东西：面对困境时不肯熄灭的执着，对信念坚定不移的守望。

展柜中那件深褐色的皮大衣，在十四年后的我眼中沉淀着特殊的分量。岁月在它的皮革表面留下了温润的纹路，领口和袖口的磨损痕迹见证了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风雪与星光。讲解员轻声介绍：“这是周恩来总理的‘三用大衣’。在延安时期，它不仅抵御了陕北的严寒，还曾在夏天作为雨衣抵挡暴雨，夜晚则化作被子为总理提供温暖。”十三岁初见时，我只觉得它不如影视剧里的军装威风，此刻却盯着衣摆处被雨水浸出的浅痕出神，原来真正的坚守从不在华丽的表象里，而在这件大衣陪周恩来总理走过的每一段征途里，在“一件衣物顶三样”的朴素中，藏着老一辈革命家“与人民同甘共苦”的赤诚，这何尝不是民族脊梁最动人的模样？

离开展馆时，寒风卷着碎雪掠过肩头，油松顶着薄雪在风中挺立，枝丫间凝着的冰花反射着清冷的天光。两次参观，相隔的是十几年光阴，连接的却是一脉相承的信仰。从对“英雄”的模糊崇拜，到对“平凡”的深刻理解；从惊叹于烽火中的壮烈，到读懂日常里的坚守。原来民族的脊梁，是枪林弹雨中屹立不倒的红旗，也是补丁衣上军民鱼水情的温暖象征；是马灯里不灭的信仰之光，也是普通人挺身而出的那份勇气。

如今，那盏马灯闪烁的微光、那件大衣残留的余温，都成了我勇往直前的力量源泉。两度延安行，让烽火记忆里的民族脊梁，在我心中从遥远的传奇变成了可感可知的力量，指引着我永远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向哪里去。（西卓煤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