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伯伯不吃红薯。这是我十五年前无意间发现的。

那是一个很平常的下午，我在烤红薯摊上买了一个烤得焦黄、流着糖心、散发着香甜气息的红薯。走到路上，正好看见已经退休的朱伯伯正坐在那把磨得发亮的木椅子上看报纸。他戴着老花镜，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两条细缝，报纸在他粗糙的手中沙沙作响。

“伯伯，吃红薯不？”我掰了一半递过去。

朱伯伯抬起头，对我摆了摆手：“丫头，伯伯不爱吃红薯，胃酸！”他的声音沙哑，像是被煤灰呛过似的。

于是我讪讪收回手，自顾自啃起来。后来，与矿上几位老前辈闲聊，无意间提起这事。在井下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张师傅磕了磕烟斗，叹道：“丫头，你朱伯伯哪是不爱吃红薯？他是被红薯‘伤’过，所以现在才不碰红薯。”就在这一天，朱伯伯深埋的过往，伴随着张师傅沉甸甸的话语，如地底的煤层般被掘开。

一九四三年，河北赤地千里。蝗虫像一片翻滚的乌云，吞噬了天地间最后一点绿意。七岁的朱伯伯随父母踏上逃荒路。树皮成了奢望，观音土塞满肚肠，同行的乡亲因为饥饿无声伏倒在望不见头的黄尘道上。“那时候，红薯是救命粮啊。”张师傅弹了弹烟灰，“可也是要命的粮。”

朱伯伯一行逃难时遇上了日本兵。他二伯因为拒绝给日本人服务，被拉到村口的枣树下。日本军官抽出军刀，阳光下那刀闪着寒光。二伯挺直了腰杆，不知道说了句什么，那军官狞笑着挥刀劈下。

“脑袋就跟脖子上的肉连着，才没有掉下来。”张师傅比画着，“你朱伯伯那时躲在草垛里，眼睁睁看着。”

日本人走后，村里人把二伯埋在了枣树下。没有棺材，只用一领破席子裹了。朱伯伯的母亲从怀里掏出半个干硬的红薯，塞进了二伯僵硬的手中。

到了陕西，矿上招工，朱伯伯的父亲下了井。那会儿矿上是资本家在管，工人每天就靠几个红薯充饥。井下事故多，死了人连尸体都懒得抬上来。朱伯伯的大哥在一次塌方中没了，矿上给的补偿是一筐红薯。

听到这里，我突然感觉那天吃下的红薯变得苦涩起来，当时那甜腻的香气里，似乎也混进了硝烟和血的味道。

然而时代终究是变了。新中国成立的风刮进了这个积满煤灰的矿区。煤矿回到了人民手中，朱伯伯从一名普通矿工干起，后来当了班长、队长。他带着工人们改进采煤方法，矿上的安全状况一天天好起来。那些年，他几乎以矿为家，很少提起过去的事。

“你朱伯伯常说，比起那些死在日本人手里的亲人，他能活到新社会，看着日益强大国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已经是天大的福气。”张师傅说这话时揉了揉红着的眼眶。

我想起整理资料时发现的那个旧相框，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照片——年轻的朱伯伯站在毛主席像前，胸前戴着大红花。照片上的他笑得那么开心，仿佛所有的苦难都不曾发生过。

下班时，烤红薯摊摊主热情地招呼我，我摇摇头走开了。不知怎的，我突然明白了朱伯伯那句“胃酸”背后的含义。那是一个老人把苦难嚼碎了咽进肚里，再用一句轻描淡写，护住心里最软的那块疤。那不仅仅是对一种食物的抗拒，更是一个老人对苦难记忆的本能防御。朱伯伯那代人用血肉之躯托起了这个民族的脊梁。他那代人，把骨头磨成了矿渣里的钢，把血熬成了照亮前路的灯，他们咽下的每一口苦，都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基石，而那些他们没能尝到的甜，正由我们这一代细细品味。

那个不爱吃红薯的老人，用他的一生见证了这个国家从屈辱到站起来的全过程。而他拒绝红薯的姿态，似表达一个倔强的态度——有些记忆必须被铭记，有些苦难不该被甜蜜掩盖。

矿区的红旗在晚风中猎猎作响。明天，太阳照常升起，照耀着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照耀着我们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永不停歇。